林薇閣，別號肇權，世居臺北大稻埕，原是從福建龍溪遷臺的世家子弟，林家聘請了由福建侯官來臺的蔡法平為其管龐大的產業，因此建立了林、蔡兩人長期的賓主兼密友關係。兩人都懷有壯志雄心，結成志同道合的同志。他們參加林森（子超）在上海所組織的革命團體－福建學生會，居於極為重要的地位。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後，林森遂偕同福建學生會的全體會員加盟，林、蔡兩人自然也就成為同盟會的會員了。

　　三二九起義之前，同盟會第十四支部部長林文（時塽）應黃興（克強）之電邀，決定率領十九位同志由日本前往廣東參加。然而志士們由日赴粵的這筆旅費，卻不易籌措。事聞於 林森，林氏遂派遣陳與燊赴臺，透過王孝總的介紹，商請林薇閣和蔡法平兩位同志設法。林薇閣聞悉革命黨人將於廣州起義的消息後，立即捐獻日幣三千元，做為同志們的旅費和購械之用。有了這一筆款項，第十四支部的各位同志始能如期趕到廣州，參加轟轟烈烈的三二九起義壯舉，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寫下最光輝的革命史篇。

二、許贊元、羅福星參加起義

　　出錢之外，臺籍志士也曾經當仁不讓的實際參加過革命的戰鬥。根據已發現的史料文獻證實，最少有兩位臺籍志士曾經參加過黃花岡之役。第一位是臺南籍的許贊元，他是臺灣著名愛國詩人許南英的次子，名作家許地山（筆名落花生）的胞兄。許南英在甲午割臺抗日之役失敗後，攜眷內渡，當時許贊元只不過6歲，至辛亥年3月29日，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年方23歲的許贊元即躍身而起，參與了這次的義舉。直到黨人起事失敗，許贊元也不幸被捕，碰巧清軍副將黃培松與許南英有舊，認出許贊元就是許南英之子，偷偷的把他釋放，許贊元因此成為三二九之役少數生還的義士之一。
　　第二位參加三二九之役的臺灣志士是羅福星。羅福星，字東亞，號國權，原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高思鄉大地村。清光緒12年1月21日（1886年2月24日）出生於僑居地─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他的父親名經邦，祖父名超六。祖父對羅福星一生的影響很大，祖父從小就遠離家鄉，前往印尼從事築路工作，並與當地華僑結婚父親娶的是當地土生華僑，因為具有荷蘭與印尼血統的混合，所以羅福星膚色黝黑，身材瘦長，相貌酷似西洋人。甚至有「俄國佬」的外號。
　　 羅福星在滿週歲時，隨著父母自僑居地遷回廣東故鄉，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六歲啟蒙，誦讀中國經籍詩文。十歲時，再回到印尼僑居地，就讀於華僑中華學校，學習荷、英等外國語文，直到中學畢業。當時革命思想風行海內外師生之間更是公開的談論和傳播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學中的羅福星耳濡目染，受到孫中山先生思想的感召，從此立定志向，隱然有獻身革命的抱負。

　　三、1903年，羅福星十八歲那年，隨祖父來到臺灣，寄居苗栗一堡牛欄湖莊（今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並就讀於苗栗公學。 從印尼到臺灣，羅福星親身經歷了異族的統治，因此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以及對祖國的熱愛。在臺灣居留的幾年當中，他深切的體會到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受的痛苦，因此更興起他憂國憂民的情操。他認為身為中國人，須瞭解自己國家的民族和文化；須瞭解自己國家的處境，更應該有自立自強的決心和毅力。

　　羅福星到臺灣之後，先在大稻埕（今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附近）大瀛旅社，與臺灣的聯絡人劉士明等秘密會商，決定成立「同盟會支部」，設總機關於苗栗，以大瀛旅社做為分部辦事處，以招募黨員，發展組織為主要任務。羅福星走遍選定苗栗及其鄰近村落，最後選定三山環抱，形勢險要，進退有據的大湖作為革命根據地。羅福星以販賣高麗蔘商人的身分做掩護，前往聯絡各地抗日志士，未經年，抗日組織遍及全省。
　　 民國2年（1913）3月，羅福星號召臺胞，企圖大舉抗日，事機洩露，潛逃淡水，不幸被捕。日人稱之為苗栗事件，設臨時法庭，大興冤獄，株連200餘人。3年3月3日，以首犯罪名，慘遭絞刑，從容就義，年僅29。綜其一生，盡瘁革命，所作詩詞，猶不忘志。臨刑前，他寫了一首〈祝我民國詞〉，把「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個字嵌於句首：

「中」土如斯更富強，
「華」封共祝著邊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
「國」本苞桑氣運昌；
「孫」真國手著初唐，
「逸」樂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沽靈妙藥，
「救」人千病一身當。

　　 最後，並留下絕筆書，上面寫的是：「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而死於臺灣，永為臺民紀念耳！」
　　 羅福星雖英年早逝，精神永在。臺灣光復後，政府為了表揚羅福星的忠勇愛國行為，應苗栗縣議員徐全福、劉傳村等人之請，特建特「昭忠塔」於苗栗縣大湖鄉的羅公岡山麓，葬羅氏及歷次抗日起義之烈士於塔內，從此烈士忠魂永為臺灣同胞所紀念。